“历史其实是失败者写的。”尽管当权者在一时之间可以掩饰和伪造历史，但无论过多久，历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，而印章便是最好的史料和实证。元、明、清三朝末年皆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元末刘福通、徐寿辉、明玉珍领导的红巾军，明末李自成、张献忠的起义军，清末洪秀全、杨秀清的太平天国起义。而能够见证那段历史的无形类证据莫过于口号和纲领，有形类证据无疑属印章和钱币。因印章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，所以更具典型意义。一次偶然的机缘，我在河南开封看到了红巾军的一些印章实物，当时便拍照留存。此后，又查找积累了一些有关的资料，串联起来，成为一种难得的见证。
元末至正十五年（1355 年）春，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建立宋政权，年号“龙凤”，以亳州为都城（亦曾以河南开封为都）。建立政权，印章属信物，作为凭证必不可少。红巾军所建立的宋政权机构和称谓皆仿效元朝。中央设立了中书省，下分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（也可能未设全），军职分别称为元帅、总管、万户、千户、百户等。为什么说仿制呢？可以对比一下红巾军的“元帅之印”（见图一）和元政府的“行元帅府之印”（见图二），其中相同的四字几乎别无二致，可见模仿之意。在韩宋农民军所攻克之处，管辖到一定疆域时，均要设立“元帅府”机构。从留存印章的铭文可知，印章由“中书礼部”铸造颁发，礼部属于中书省，而县一级政权的铜印，如“津宁县印”，则可能由省一级的政权机构“益都等处行中书省”颁发，由此可见韩宋农民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。
目前所发现的镌刻了龙凤纪年的铜印数有十余方，其中“元帅之印”“管军总户府印”“管军万户府印”等各若干。这些印章分别被国家博物馆，山东、上海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省级博物馆以及南京博物院收藏。我在河南见到一方“管军万户府印”为正方形，边栏粗重，字形为九叠文，8.5 厘米见方；“津宁县印”，6.6 厘米见方，是韩宋政权县级政府中唯一的铜印。南京博物院藏有一方“龙凤五年正月”铸造的“管军总管府印”，铜质，8.5 厘米见方，侧刻“空字六十四号”，此印为韩宋政权定都开封后第二年春颁发。此外，在安徽六安、山东莒县、河南固始、湖北襄樊等地皆发现刻有“龙凤二年”“龙凤三年”和“龙凤六年”等不同年份的“元帅之印”“管军万户府印”铜印及印盒等。
红巾军除了主力之外，还有一些分支，有代表性的有两支部队。一支是以徐寿辉为领导，另一支是明玉珍为领导。徐寿辉在至正十一年八月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，以“红巾军”为号，至十月被拥立为帝，国号“天完”。1360 年被部将陈友谅杀害。徐寿辉政权留存下来的“管军万户府印”较多，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方印（见图三），传自河南光山出土。此印字体刚劲，外圆内方，印面直径7.8 厘米，有宽边框，中间另有正方形框，框与栏空隙间缀有回纹，四周镌刻对称云纹。印背右刻“龙凤二阴年”，左刻“十二月日造”，印左侧刻“民字肆拾陆号”。曹锦炎先生所著《古代玺印》中记载的“管军万户府印”共有五方，分别是：1960 年山东莒县出土，印面直径7.7 厘米，龙凤六年三月日，侧刻“生字八十二号”；1967 年山东枣庄张庄出土，印面直径6.2厘米，龙凤五年二月日，侧刻“端字十七号”；1972 年湖北襄樊庞公出土，印面直径7.8 厘米，龙凤二年正月日，侧刻“往字玖拾壹号”；1975 年江苏丹阳全州出土，印面直径7.8 厘米，龙凤二年十二月日，侧刻“民字肆拾陆号”；1984 年安徽嘉山管店出土，印面
无记录，龙凤四年二月日，侧刻“谈字拾贰号”。实际上，相同印文不同年号的此类印章在多个博物馆及民间均有收藏，其中江西境内曾发现数方“管军万户府印”，皆有记录。
徐寿辉政权的官印尚有印文“统军元帅府印”（见图四），圆形宽边，直径13 厘米，饰以回纹连续图案，中为方形宽边细文九叠文篆书。印背有官名及“中书礼部造”及“治平四年”（1354 年）字样。《玺印鉴赏》评述：“徐寿辉所颁发的官印，形制外圆内方，方框内为印文，方框外则饰以古代青铜器中常见的云纹，云纹外再加饰相当厚重的环围边框，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见的官印体式。这种印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尺寸特大，一般在直径十厘米以上，例如‘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’是直径11 厘米，‘统军元帅府印’直径13 厘米。”1982 年，江西高安市发现一枚元末红巾军铜印，现藏江西高安市博物馆，为阳文九叠篆体“管军千户府印”六字，直径10援3 厘米。因职务较低，故尺寸稍小。后来，我又见到一方印文内容为“管军百户之印”（见图五）者，亦是类似形制，但尺寸更小，由此可见当时红巾军的编制。
明玉珍乃湖北省随州人。元至正十一年，集乡兵千余人于青山起事，后来参加徐寿辉领导的西系红巾军，担任元帅。1360 年夏，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，明玉珍不服，自称“陇蜀王”，后被刘桢等人拥立称帝，国号“大夏”。1366 年，明玉珍病故，大夏随后被朱元璋所灭。1950 年以来，四川等地陆续出土了大夏地方政权的印章、钱币、墓葬，并且发现了大夏立国前后的石刻等历史遗迹。清同治年间的《恩施县志》载，今宣恩境内“明玉珍据蜀，设官统其地，……道光二十二年，邓城南乡农人属斤获二铜印。大者博二寸余，文‘施南万户府’，背镌大夏天统三年；小者博二寸，文‘施南宣抚司司狱司’。”恩施博物馆现藏有三方印章，看印面能感觉到刻制较粗糙，磨损严重，推断出使用极为频繁。一为“施南万户府镇抚司印”（见图六），铜质，纵7.5 厘米，横7.4 厘米，厚1.8 厘米，柄长7 厘米，通高8.8 厘米，背面有阴刻边款“圣旨颁降司南万户府镇抚司印，大夏开熙二年六月阴日造”。开熙二年即1367年。二为“清江施南道总管军万户府印”（见图七），铜质，纵8.5 厘米，横8.4 厘米，厚1.7 厘米，柄长7.4 厘
米，通高9.1厘米，背面无文字边款。三为“屯田万户府印”（见图八），铜质，纵8.3 厘米，横8 厘米，厚2.2厘米，柄长7.22 厘米，通高9.4 厘米，背面有阴刻边款“圣旨颁降屯田万户府印，大夏开熙元年四月阴日造”。
再把目光转向明代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 年）春，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，自称“奉天倡义大元帅”。十月，李自成占领西安后，定国号“大顺”，改元永昌，后“谋渡河而东”，治所在今山西临汾。建国后逐渐完备各项制度，官制仿效明朝。李自成进京后，收缴以前印信，改为契，凡其三代祖宗名讳及自己的名字，含“定、光、印、务、自、成”等字的皆需避讳，所以其政权印信都不见“印”，而称“契”“符”“卷”“章”等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方大顺政权所颁发的“辽州之契”（见图九），印面8.4 厘米见方，通高11 厘米，印面阳线宽边，框内铸阳文叠篆书体印文，印台楷书刻款“辽州之契。癸未年十二月造。天字二百五十一号”。辽州明代属直隶州，治辽山县，领榆社、和顺二县。罗福颐先生推断此“辽州之契”是“闯王攻取平阳后所颁发的”。明代的知县（大顺政权改称为县令）乃一县之长，官正七品。州为府、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，有属县，长官名知州（李自成时改称州牧），直隶州知州官正五品。史载，洪武初铸印局铸中外诸司印信：正四品、从四品，俱铜印，方二寸五分，厚五分；正五品、从五品，俱铜印，方二寸四分，厚四分五厘；正六品、从六品，俱铜印，方二寸二分，厚三分五厘；正七品、从七品，铜印，方二寸一分，厚三分。在外各州从五品，铜印，方减一分，厚减五厘；正六品、从六品，俱铜印，方二寸二分，厚三分五厘；正七品、从七品，铜印，方二寸一分，厚三分。明代一尺合今天的31.1 厘米，清代一尺合今天的32 厘米。李自成活动于明末清初，若以明清尺度的平均值31.6 厘米计算，明末各地地方官的官印尺寸大略如下：正四品、从四品，7.9 厘米见方；正五品，铜印，7.6 厘米见方；地方官正六品、从六品，铜印，7 厘米见方；正七品、从七品，铜印，6.6厘米见方。李自成官印的尺寸虽然参考了明朝官印制度，但都比明朝同级官印大，更接近上一级明朝官印尺寸。这也许反映了李自成的眼中已经没有了明朝制度。
“汲县之契”（见图十）为李自成铸印中最早者，铜质，椭圆柱钮，印面6.7 厘米见方，通高10.6 厘米。印背凿款“汲县之契，癸未年十二月日造”，印台左侧凿刻“天字贰佰陆拾伍号”。印章编号采用《千字文》的首字“天”，背款纪年称“癸未年十二月”，已非“崇祯十六年十二月”，表明了李自成另起炉灶的决心。“癸未年十二月”，即1644 年1 月10 到2 月7 日的这段时间。此印现藏于陕西渭南中心博物馆。“鲁山县信”（见图十一）为李自成铸印中最晚者，铜质，椭圆柱纽，印面7 厘米见方，纽高9 厘米，厚1.5 厘米。印背凿款“鲁山县信，礼政府造，永昌元年拾贰月日”，印台左侧凿刻“安字叁拾玖号”。“永昌元年拾贰月”在1644 年12 月到1645 年1 月的这段时间。鲁山古称鲁阳，汉置鲁阳县，唐始名鲁山，县东北十八里，鲁山县位于河南省中部，伏牛山东麓，北依洛阳、南临南阳、东接平顶山。此外，李自成政权的印信还有“商洛防御使信”“通政司右参议之记”“夔州防御使符”及“金乡县”“仪陇县契”“罗江县契”“清源县契”“工政府屯田清吏司契”“济南军粮之记”“三水县信”等。印章数量较之张献忠官印更多。
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所颁发官印，常见的有“西充县印”（见图十二），7.3 厘米见方，宽边九叠文，背款有大顺元年（1644 年）铸印年月，另有相同形制的“西充县练兵关防印”和“芦山县印”。另有一“南郑县印”描述较多，但未见实物。据资料记载，此印铜质，柄长圆体，7.2 厘米见方，印高9厘米，厚1.4 厘米，印背镌刻“礼部造。大顺二年正月”，侧刻“大字六百八十三号”。印柄有凿痕多处。南郑县在今陕西省汉中地区。“南郑县印”为大西政权设置地方机构和张献忠攻打汉中的年代提供了可靠、重要的文物证据。与“南郑县印”同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“渔川府经历司印”，7.1 厘米见方，厚3 厘米，铸造时间也是大顺二年。
另有“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印”鎏金铜印一枚，纵10.4 厘米，横7.3 厘米，厚1.5 厘米，长圆柄，印背镌刻“援剿营总兵官关防”，“礼部造。大顺二年十二月日”，侧镌刻“大字一千二百四号”。1644 年，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，明亡。随后清兵入关，全国战局发生了急遽变化。李自成、张献忠起义失败后，残部坚持战斗。面对异族入侵，在当时的形势下，联合南明，共同抗击清朝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十月，两广总督丁魁楚、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，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，一个月后即位称帝，改元“永历”，建立南明政权，历时15年。永历是明朝灭亡以后出现的一个年号，这种偏安政权在历史上多见。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帝到达梧州，清军攻陷肇庆，南明两广总督弃城逃跑。永历帝率众奔走到平乐后抵达桂林。南明镇国将军朱统鉴率军围攻廉州城，至十月十五日攻陷。清顺治八年春，降清的明朝将领孔有德遣兵入柳州，这是清军入关后第一次占领柳州。顺治九年七月，南明大将军李定国遣将攻陷柳州，希望长期驻军。但在后来，因内遭权臣所忌，外与清兵交战失利，清军拿下高州、雷州、廉州三府，李定国只得从柳州撤退。随军暂管印信的官员在频繁的战乱中，不慎将永历六年（1652 年）所铸的“廉州府印”（见图十三）丢失于柳江。阳铸“廉州府印”四字九叠篆文，铜印，印面8.3厘米见方，通高9.9 厘米，两侧分别阴刻“廉州府”和“永历陆年玖月阴阴阴阴阴”楷体款识，印背阴铸正书“使字第拾號”。廉州府即今天的北海市，而北海市的合浦县乃当时廉州府所辖县的一个政区。据记载，廉州府在明朝初年设立，属广东布政使司。永历年间，廉州府曾归李定国所辖。李、张起义军失败后，李定国率余部退到南方，占据了云南、广西等地，后来归顺南明，与永历帝朱由榔联合抗清。这枚“廉州府印”的现身，见证了那一段历史。
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也留下了一些印章，同时还留下了永久的谜。洪秀全有金、玉、木等三枚不同的专用玺印，成为无上权威的象征。传金玺乃由重达一百多两的黄金铸成，刻“太平天国万岁金玺”八字，四周饰有各种精致的图案花纹。金玺、玉玺用于加盖重要诏旨，平时不轻易使用。但一直以来，有很多学者怀疑金印乃曾国藩伪造。遗存的玉玺有两方，印面巨大。一为“幼天王洪天贵福玉玺”（见图十四），为青白玉质，21 厘米见方，厚4 厘米，纽长18.5 厘米，宽4.6 厘米，高7.7 厘米，纽雕云纹，玺文四周作凤朝阳纹，左右作龙纹，下作立水纹，玺文为：“太平天国玉玺。皇上帝基督真主幼主作主，天下太平，万方来朝。明明天子万年，赫赫福禄寿喜。”二为“天王洪秀全玉玺”（见图十五），为青白玉质，20 厘米见方，通高10厘米，玉玺纽背刻云纹，侧刻双凤朝阳纹。阳文镌刻韵语11 句共44 个字，全部以端正的楷书出现。四周之中，上作双凤朝阳纹，左右作龙纹，下作立水纹。对于此印印文如何释读，谢兴尧先生早年在《太平天国的社会政治思想》一书中考证说，“天王洪秀全玉玺”之玺文是仿照大地会的“腰平”制造的。根据“腰平”格式，读法应当是：“太平玉玺，天父上帝，恩和辑睦，天王洪日，天兄基督，救世幼主，主王兴笃，八位万岁，真主贵福，永定乾坤，永锡天禄。”有解释说，玺文中“天王洪日”指洪秀全，“天兄基督”指耶稣，“真王贵福”指幼天王，“八位万岁”分别指“爷、哥、朕、幼、光、明、东、西”，即上帝、耶稣、洪秀全、幼天王、洪秀全第三子光王、第四子明王、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。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则认为，若依此读法，则太平天国的尊卑次序不合理。“天王洪日”置于“天兄基督”之左，颠倒了天父、天兄、天王的排列次序。洪秀全在玉玺中公然超越天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此印文顺序到底应当怎样阅读，至今没有公认的结论。
据史料记载，洪秀全所用木玺（见图十六），印面3.5 厘米见方，四面龙纹，与金玺相似，刻有宋体“旨准”二字，通俗易认，庄重大方。木玺为洪秀全日常批签奏章及批准印刷时的常用印，现存的太平天国正式颁行的文献《天条书》《礼制》等十余种书的首页上，都加盖有“旨准”木玺印。太平天国的天王所用玉玺为正方形印面，有桥纽，其他各级官署官名均用木质长方形印面。近年来便发现了一枚“太平天国台州郡仙居县式营后帅”木印，印面长10.8 厘米，宽5.8 厘米，厚2.8 厘米，阳刻宋体，印文外加方框，四周围以龙、云、水为纹饰，印背上端阴刻“正”字。太平天国官印在起义失败以后集中销毁，所以实物遗存不多，此印保留至今，实在不易，殊为珍贵。
印章既可以作为权力的凭证，也是身份的象征，这一点从古至今始终未变。起义军在当时对于朝廷的印章在尺寸和风格方面会加以模仿，但又有一点区别，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。从印章可以看出红巾军发展壮大的广度，外加上分支、余部的活动范围，注重标新立异、自成一格；李自成印章出现了简化，但仍然存在“避讳”之类，可见摆脱不了等级尊卑的思想；太平天国印章的楷字可以看出新气象，但通过材质和尺寸也可以看出本身的腐朽，巨大豪华的印章不禁令人想到洪秀全的六十四人大轿。印文内容上中西结合，实质上中不中、西不西。从这些印章能感觉出来，无论是能够持久战斗的起义军，还是刚刚起事的部队，印章的作用无可替代，成为历史的见证。印以证史，无论胜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，都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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