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及今，历代皆有硕儒翘楚，他们往往能够开一时之风气，为人文盛事推波助澜，领袖群伦，沾溉四方。晚清之沈曾植即此等人物。不仅中国前清遗老对其尊崇有加，即便东瀛学者也称其为“中国大儒”。
王森然先生曾在《近代名家评传》中评价沈曾植：“扇欧、赵之余风，集琳琅之万品，内地网罗，蕃外选购，采其众长，树立一家。”沈氏书法植根于魏、唐而能融汇众有，以古为新，新意十足。沈曾植幼学包世臣、远接邓石如，筑基于碑学；晚年则取法黄道周、倪元璐，兼两家之长。其一生尽工钟繇、索靖，变态极多，专用方笔，翻覆盘旋，游龙舞凤，奇趣横生。可以说，“变态极多”“奇趣横生”二语基本概括了其书的特点。然而，近年之习沈书者一味强调偏侧，过分追求奇崛跌宕，而忽略了沈书原有的不卑唐的平正之基，以及以渊穆博雅的学问气为主的执着古朴之感。沈曾植此幅行书七绝轴，纵104.2厘米、横35.7 厘米，现藏于苏州博物馆。此作取法章草，正欹相间，字形宽博，极富古意。
首先在结体上，沈曾植大量临习了倪元璐与黄道周的书法遗作，以致他的字形大多上宽下窄，抽出单字来看似乎是不均衡、不完整的，或倾斜或散架或笔画紊乱，显得不完美，然而聚之成篇后却是完整的、风格统一的书作。其次在用笔上，起笔尖锋、收笔重捺及方笔、侧锋的运用是沈氏书风的一大特点。这一特点使得他的行草书起笔轻劲灵巧，绝不经意，收笔戛然而止，宽大厚重，节奏感极为强烈而自然合理，趣味横逸。第三在章法上，与一般书家行草书作品不同，沈氏书作很少有连绵不绝的映带相连的纵向关系，而是字字独立。他并未将一行字处于一条中轴线上，而是微微左右欹侧，让字的内部某些点画尽力伸展出去，以尽其势。在这些关系中，整体化效果最大的是体势变化，即打破每个字的平衡，使看似不稳的单个字不得不依赖上下左右的相互配合寻求平衡。这样一来，在章法上得到统一的同时又强调了每个字造型上的丰富性，从而使整幅作品的艺术内涵大大增加。曾熙曾经评价沈曾植的书法：“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处在不稳。”又解释说：“惟下笔时时有犯险之心，所以不稳，自愈不稳则愈妙。”“拙”“生”“不稳”道出了沈曾植书法的精神所在，而“犯险”一语堪称传神写照。沈氏书法虽与包世臣、康有为有相通之处，却审度包长于理论而拙于书艺，所书锋落一偏，绞转拖沓，实欠峻拔之致；康则气象恢宏，盘纡纵横，有似其人，然或失于张狂而乏蕴藉。又因为沈曾植长时间临习钟繇、王羲之、黄庭坚等法帖，后来穷魏碑、极章草，终使“抑扬尽致，委曲得宜”，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，最终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。
沈曾植（1850 -1922），字子培，号乙盦，晚号寐叟，浙江嘉兴人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进士，官至安徽提学使。富著述，工书，藏金石拓本甚夥。精通哲、史、地、医、佛、文艺诸学，有《海日楼诗集》《汉律辑补》《元秘史笺注》等行世，且有《菌阁琐谈》《辛丑札记》《寐叟题跋》等学术札记十余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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