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骨文
甲骨文是商朝(约公元前17世纪-公元前11世纪)的文化产物,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。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，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，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，其文字称甲骨文。自清末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有文字之甲骨，整整100年了,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，大多为盘庚迁殷至纣亡王室遗物。以出至殷墟，故又称殷墟文字；因所刻多为卜辞，故又称贞卜文字。甲骨文目前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,已识2000余字,公认千余字。它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中国社会政治，经济，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。是现存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文物。
契文
甲骨文之别称。契通栔，因以契刀刻于龟甲、兽骨上，故名。清代孙诒让著有〈契文举例〉二卷，为考释甲骨文之始。
刻符
秦代一种有特殊用途的篆书体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：“秦书有八体，三曰刻符。用于符信。”段玉裁注：“《魏书·江式表》符下有书字符者，周制六节之一，汉制竹，长六寸，分而相合。”这类篆体专刻于符节上，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，不能婉转如意，故笔画近于平直，形体近于方正，如现存阳陵虎符上的文字。
大篆
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，相传为益所创。针对不同的书写媒介，大篆亦有金文(或称“钟鼎文”)、籀文之别。
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，金文也叫钟鼎文。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，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，乐器以钟为代表，“钟鼎”是青铜器的代名词。所以，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。
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、赐命、诏书、征战、围猎、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，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。金文字体整齐遒丽，古朴厚重，和甲骨文相比，脱去板滞，变化多样，更加丰富了。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。这些文字，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，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，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(前116)。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。宋代文人欧阳修、赵明诚都善书，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。
周宣王时铸成的《毛公鼎》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，其铭文共32行，497字，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。《毛公鼎》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，瘦劲流畅，布局不驰不急，行止得当，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。此外，《大盂鼎》铭、《散氏盘》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。
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，是小篆的前身，由于在春秋时秦人作的《史籀篇》中收藏有223个字，因此叫籀文，据说“籀”的意思是“诵读”。唐朝时出土的“石鼓文”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，和《史籀篇》中文字相同，是籀文的代表。
小篆
秦权上刻制的小篆，据说是李斯书写的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推行“书同文，车同轨”，统一度量衡的政策，由宰相李斯负责，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，进行简化，取消其他六国的异体字，创制的统一文字汉字书写形式。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，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。但由于其字体优美，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。又因为其笔画复杂，形式奇古，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，印章刻制上，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，一直采用篆书，直到封建王朝覆灭，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。康熙字典上对所有的字还注有小篆写法。
鸟虫书
亦称“虫书”。篆书中的花体。春秋战国时就有这种字体，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。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，似书似画，饶有情趣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记秦书八体，“四曰虫书”；新莽六书，“六曰鸟虫书，所以书幡信也”。段玉裁注：“幡，当作旛，书旛，谓书旗帜；书信，谓书符节。”说明此类书体多用于旗帜和符信，在汉印中也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。
署书
亦称“榜书”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称：秦书有八体，“六曰署书”。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载：“检者，书署也，凡一切封检题字，皆曰署，题榜曰署。”
石鼓文
石鼓文比金文规范、严正，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，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。传说在石鼓文之前，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，著有大篆十五篇，故大篆又称“籀文”。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，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。
石鼓文，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。无具体年月，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《石鼓歌》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。宋人欧阳修的《石鼓跋尾》虽设了三个疑点，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。宋人郑樵《通志略》则认为《石鼓》系先秦之物，作于惠文王之后，始皇之前。近人罗振玉《石鼓文考释》和马叙伦《石鼓文疏记》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，与韦、韩说法出入不大，只相差十七年。据郭沫若考证，《石鼓》作于秦襄公八年，距宣王更近。所不同者，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。
《石鼓》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(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)，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。五代战乱，石鼓散于民间，至宋代几经周折，终又收齐，放置于凤翔学府。宋徽宗素有金石之
癖，尤其喜欢《石鼓》，于大观二年(公元1108年)，将其迁到忭京国学，用金符字嵌起来。后因宋金战争，复迁《石鼓》于临安(今杭州)，金兵进入汴京后，见到石鼓以为是“奇物”，将其运回燕京(今北京)。此后，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。抗日战争爆发，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，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，将石鼓迁到江南，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，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。清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，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，曾令人仿刻了十鼓，放置于辟雍(大学)。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。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。
石鼓共十只，高二尺，直径一尺多，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(实为碣状)，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，故又称它为《猎碣》。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。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，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。其书传为史籀手笔，体态堂皇大度、圆活奔放，气质雄浑，刚柔相济，古茂遒朴而有逸气。横平竖直，严谨而工整，善用中锋，笔划粗细基本一致，有的结体对称平正，有的字则参差错落，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。在章法布局上，虽字字独立，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、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，在古文字书法中，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。康有为称其“如金钿委地，芝草团云，不烦整我，自有奇采。”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，学《石鼓文》可上追大篆，下学小篆，百无一失。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，无不临习。杨沂孙、吴大澄、吴昌硕、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。
石鼓文的拓本，唐代就有，但没有流传下来。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，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。此外，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《先锋》、《中权》、《后劲》三种，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。然原拓己失，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。安国所藏的宋拓本《先锋》本，旧商务印书馆、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，收在郭沫若所著《石鼓文研究》一书中。上海艺苑真赏社、日本鳹堂有《中权》本影印本。中华书局、日本二玄社出版的《书迹名品丛刊》中，有《后劲》本影印本。上海书画出版社《书法》1984年第三期，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。
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，亦为书家第一法则，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。
玉筋篆
亦称“玉箸篆”。篆书的一种。其书写笔道，圆润温厚，形如玉筋(筷子)，故名。始于秦代，唐代齐已《谢昙城大师玉筋篆书》诗称：“玉筋真文久不兴，李斯传到李阳冰。”后人论书，将用笔圆浑遒劲的其他字体亦称为“玉筋”。如明代王世贞评论颜真卿书：“《家庙》、《茅山碑》正书中玉筋笔者。”
铁线篆
小篆的一种。由秦代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琅琊台刻石》等玉筋书风中脱出。用笔圆活，细硬似铁，划一首尾如线，故名。后世称唐代李阳冰的篆书为“钱线篆”。
隶书
亦称“佐书”、“吏书”。字体名。形体扁平方折，便于书写。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，书写效果略微宽扁，横画长而直画短，讲究“蚕头雁尾”、“一波三折”。始于秦代，通用于汉魏。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引东汉蔡邕《圣皇篇》：“程邈删古立隶文。”晋代卫恒《四体书势》：“秦既用篆，奏事繁多，篆字难成，即令隶人(胥吏)佐书，曰隶字。”程邈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，
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，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，书写速度更快，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。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之说。后在汉代通用中不断发展完善，成为笔势、结构与秦篆完全不同的字体。隶书的出现，冲破六书的造字原则，奠定楷书基础，标志汉字演进史和书法史上的转折。魏晋时曾混称楷书为隶书，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“八分”。湖北云梦出土的《秦律简》和汉《五凤元年十二月简》，即是秦汉手写隶书的代表作。
草篆
书体名。飞白的别称。东汉蔡邕称：“何草篆之足冥，而斯文之未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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